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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60年民生往事

幼教网 2009-09-19 23: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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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

  一穷二白百废待兴

  根据《1981中国经济年鉴》公布的新中国在1949年国民经济主要数据显示:总人口为54167万人,人口出生率为36‰,死亡率为20‰,平均寿命为35岁。

  1949年,中国人年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只有86元;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69.29元;年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只有25.94元;年人均原煤只有59公斤;年人均发电量只有7.9度;年人均原油只有0.2公斤;年人均钢只有0.29公斤;年人均布只有3.49米;年人均糖只有0.37公斤;年人均粮食只有209公斤;年人均棉花只有0.82公斤;年人均油料只有4.7公斤;年人均水产品只有0.83公斤。

  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的情况下进行着战后经济恢复,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就是当时新中国的真实写照。

  50年代

  革命的激情,纯真的理想,引领着50年代人们的生活,他们工作繁杂但没有怨言,生活清苦但没有牢骚,遇到困难也不气馁。虽然他们曾经砸掉家里的铁锅去大炼钢铁,虽然他们曾经误以为粮食亩产几十万斤,但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是发自内心的。

  关键词:列宁装,中山装,粮票,公共食堂,消灭麻雀,公私合营,全民炼钢,工资改革

  1.发行粮票和“公共食堂”

  50年代初,我国粮食短缺。中央政务院于1953年10月发布命令: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采取凭证定量售粮办法。1953年11月1日,北京市首次发行面粉购买证,上面写着“遗失不补,过期无效”。1955年10月,实行粮食以人定量供应后,粮食部发行“全国通用粮票”。副食品供应,除食油(包括麻酱)早于1954年实行计划供应并由粮食部门管理外,从1958年春节开始,对猪肉、牛羊肉、鲜蛋、红白糖、粉丝、糕点等8种副食品实行凭票定量供应。

  50年代粮票的出现,标志着后来整整实行了40年的商品票证制度的开始。小小粮票,曾经陪伴了所有中国人。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办好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一时间成为传遍大江南北的口号。然而公共食堂及其供给制,脱离当时中国国情,超越人的觉悟,实行不到两三个月,多数食堂已寅吃卯粮。

  2.“曹杨新村”是无房户的梦中天堂

  50年代初期的城镇新建民居,通常称为新村,大多是四层左右的小楼,居室通常是大间套小间,没有厅,只有一个狭窄的过道,这是借鉴了苏联的住宅模式。

  1952年,上海为执行毛泽东“数年内解决大城市工人住宅”的指示,专门成立了工人住宅修建委员会。修建于上海西郊曹杨路一带的“曹杨新村”于1952年4月竣工,占地200亩,可容纳1002户,建有合作社、医疗站、公共浴室等设施。6月25日,上海市沪西各厂先进工人搬入“曹杨新村”新工房。在29日举行的庆祝会上,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到会祝贺。一时间,“曹杨新村”在上海成为令人羡慕的新式住宅的标志,是无房户梦想中的天堂。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率先改造了臭水横溢的龙须沟和破烂不堪的和平里,建了新住宅区,一般是独门独户,每户建筑面积50平方米。这种坐北朝南、成行成排的房型也叫“排子房”或“兵营式住房”,是清康熙年间用来给八旗子弟兵和他们的家属们临时居住的。由于这种房型节省材料、向阳保暖,当时被广泛采用。“排子房”没有独立的厨房、厕所等生活设施,通常一排房或几排房才设一个公用自来水龙头,卫生条立的厨房、厕所等生活设施,通常一排房或几排房才设一个公用自来水龙头,卫生条件较差。

  3.“交通基本靠走”

  “交通基本靠走”,这是50年代中国大部分地区交通状况的真实写照。50年代的农村,不但绝大多数人没有乘过公共汽车,就是自行车,也只有极少数家庭才有。北京市农村每百户拥有自行车数,1956年为13辆,1957年为16辆。当时交通工具基本上没有,人们的通行主要靠步行、畜力车、牲畜等。

  在城市,虽然公共汽车不断增加,但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还不能完全依靠公共汽车出行,于是,自行车就成为机动车之外的主要城市交通工具。

  到1958年,北京共有有轨电车九路;上海的有轨电车有八路,无轨电车有十路,公共汽车共有四十九路。上海公共汽车票价分为5分、1角、1角5分和2角四档;无轨电车票价分为4分、7分、1角、1角3分四档;有轨电车票价分为3分、6分、9分、1角2分四档。

  1958年7月,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成立,公司电车修造厂试制的红旗牌大客车和第一辆铰接式大客车(无轨电车),在北京、上海展出。

  50年代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也有出租车,只不过离普通老百姓很远。建国初期,上海有出租汽车行29家,营业汽车近400辆。北京市政府专门从东欧和苏联进口了一批崭新的“华沙”和“胜利”轿车,用做出租车,但价格不菲,从前门车站到西单要2角。

  4.全民大炼钢铁

  “夜晚,列车在原野上奔驰,不时从成群成列的高炉旁穿过,燃烧的火焰‘呼呼’作响,映红了漆黑的夜空……”这是当年《人民日报》记者写下的通讯《沸腾的日日夜夜》,真实地记录了全民炼钢的狂热场面。

  一切为“钢铁元帅升帐”让路。一时间大江南北,高炉林立,人山人海,热火朝一切为“钢铁元帅升帐”让路。一时间大江南北,高炉林立,人山人海,热火朝天。工厂、部队、公社、机关、连外交部都办起了炼钢炉、炼铁厂。不管男女老少,都成了钢铁工人;没有煤的地方,就砍树烧炭;没有铁矿石,就砸铁锅子;建土高炉没有砖石,就拆祠堂、毁围墙。连学生也放下书本走近高炉,操持家务的妇女把铁锅、铁铲送作炼钢的原料。

  至1958年底,参加大炼钢铁的人力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经过几个月的蛮干,加上相当程度的浮夸,到年底,宣布钢产量达到1108万吨,生铁产量达到1369万吨。但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合格的铁也只有900万吨,有些则完全是废品。大炼钢铁对生态环境和物质资源造成了严重破坏和浪费,进一步造成了群众生活的困难。

  5.工资定级梅兰芳只拿336元

  1956年,牵动着全国各界数千万人利益的是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工资改革。6月16日,国务院通过《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奠定了此后中国长达30年之久的劳动工资制度的基础,从此“级别”成为中国除农民以外各类社会人群政治经济生活地位的重要标准。

  这次工改,建立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几大类分配制度,其中党政机关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把干部分为30个行政级;企业工人分为8个(个别工种为7个)技术等级,专业人员,如工程技术人员、教师、医务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也都相应有了自己的等级系列。同时,依据各地的自然条件、物价和生活费用水平、交通以及工资状况,将全国分为11类工资区。规定以一类地区为基准,每高一类,工资标准增加3%。

  此次定级,当时的知识界、文化界,都愿意“收名定价”,如梅兰芳,定级前的保留工资为1100元,却甘愿评为文艺一级,只拿336元。关肃霜自请评为文艺2级,工资从800元降到约280元。实行工资制后,作家可以在文艺级与行政级之间自由选择,如果选择文艺级,比行政级工资高,但有不少人却选择了行政级。这除了当时“克己”的时代氛围所致外,还有一个原因,即选择行政级别可以按级别看文件、听报告,甚至决定能否订阅《参考消息》,以及享有高干医疗待遇等等。如赵树理是行政10级,209.9元,而他同时可以评文艺2级,可拿约280元,赵树理选择了行政级。冰心、张天翼、周立波、艾青等一批作家都被评为文艺一级。

  大学教授在此之前其实都有级别,但同样重视此次评级。陈寅恪、梁思成、冯友兰、季羡林、钟敬文等被评为一级。评审极为严格,当时全国共评出一级教授56名,有的省只有一个,有的省一个都没有。如吴宓、陈子展、黄昆等各学科“泰斗”级学者,仅评为2级教授。季羡林是一级教授,每月工资345元,加上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津贴100元,共445元。

  60年代

  60年代,是英雄人物辈出的年代,焦裕禄、雷锋、欧阳海、王杰、草原英雄小姐妹等等,他们的一言一行作为榜样的力量激励着全体人民。这一时期,中国人民经历了饥饿、生活必需品的极度匮乏,“文革”的爆发,更将国民经济引向崩溃的边缘,国家和人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关键词:三年困难时期,雷锋,绿军装,红卫兵,大串联,上山下乡

  1.“小球藻”和“人造肉精”

  50年代末,“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称为“三面红旗”)席卷中国,“左”的偏差,加上其他天灾人祸,使国家进入了后来被称为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叫“三年困难时期”。

  1960年春,粮荒问题日见严重,为了能用有限的粮食做出更多的饭,这年1月,在西安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增量做饭法”先进经验交流会。如广西柳州地区大力推广的“双蒸法”:即将米干蒸半小时后分装入罐,加上凉水,1斤米加4斤水,用猛火蒸1小时,能使每斤米出饭5斤,比原来增加40%以上。由于口粮和副食品严重短缺,不少群众患了浮肿、肝炎等疾病。

  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降低口粮标准,同时“大搞瓜菜,大搞副食品,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正式提出了“低标准、瓜菜代”(“代”即代食品)的要求。

  所谓代食品,是指利用在正常年成不作为食品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化学合成物制成的食品。如用麦秸、谷壳、豆秆、玉米芯、高粱秆等制作淀粉;广西等地大种“费工少、成本低”的木薯,用它的块根和叶做成食品。1960年7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明确提出,小球藻不仅是很好的精饲料,而且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并举例说有些地方用小球藻试制糕点、面包、糖果、菜肴、藻粥等食品,清香可口。还有“人造肉精”、“人造肉”等,它们被称作精细代食品。

  在粮食极度匮乏的情况下,采集和生产各种代食品,不失为一种动员群众渡过难关的办法。但许多代食品几乎没有营养价值可言,仍难以遏止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的发生。

  2.红卫兵大串联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各地红卫兵和学生响应号召,开始了全国性革命大串联,参与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堪称空前绝后。

  1966年9月5日,中央正式通知,各地红卫兵串联乘车免费,生活补助由国家开支。也就是说,大串联的交通、吃饭、住宿统统不要钱。为此,各地纷纷建立红卫兵接待站,管吃、管住、管交通,由于不堪重负,不久只得提倡步行串联。上海就有“20名小将步行46天行程3000里到毛主席身边(北京)”的例子。与此同时,各地来沪串联的红卫兵如潮水般地涌入上海。据不完全统计,仅50多天,就接待近38万人,最多的一天就来了1.4万人。

  这种状况直到1967年2月相关部门发出通知:全国步行长途串联停止,才告一段落。大串联,在历史上留下了滑稽而又苦涩的一页。

  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展开。

  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大部分前往农村、边疆。

  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上山下乡联系在一起。

  直到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识青年的回城和就业问题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但也有一部分人已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70年代

  70年代是一个转折的时代。70年代最重要的大事件,是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革”的动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关键词:样板戏,地震棚,“的确良”,喇叭裤,恢复高考,包产到户,改革开放

  1.“皮尔·卡丹”走进中国

  1979年春天,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临时搭建起的“T”型台上,新中国第一场时装表演上演了。从没有过类似经验的中国,以十分慎重的态度应对,入场券被严格控制,只限于外贸与服装界的人员进入。法国服装设计大师皮尔·卡丹和他的12名模特上演的这一场时装秀,挑战了中国人的审美观念。

  皮尔·卡丹对中国的情谊,源于一幅挂毯。1976年,中国轻工产品博览会在巴黎举行,手工编织的挂毯《万里长城》,令皮尔·卡丹心驰神往。他斥巨资买下这幅挂毯。此后,皮尔·卡丹开始了进入中国市场的运作。

  当时的中国尚未真正打开国门,皮尔·卡丹进入中国市场的念头不断被朋友们“泼冷水”:“中国没有时装,中国人不会给你一分钱!”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皮尔·卡丹在中国发展得很顺利。1981年11月,“皮尔·卡丹”品牌时装正式进入中国市场。1983年9月,皮尔·卡丹创建的马克西姆餐厅在北京开业。

  继皮尔·卡丹之后,日本和美国的时装表演队也相继来到中国进行表演。见识了外国时装表演之后的中国人开始打扮起来,中国的时尚大幕由此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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