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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西城区民族团结小学从1995年9月1日正式命名，先后于2002年9月、2005年1月顺利完成了与德外四小、德外五小的合并工作。并于2005年9月1日搬入新校址。新校舍位于德胜地区—中关村德胜科技园区，15个专业教室、200米环形跑道、室外足球场、风雨操场成为了新民小的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民族团结小学都有哪些历史呢？可以看看下面的故事！

　　1947年深秋，我随父母到了北京。起先住在马甸西村后胡同5号。翌年5月搬到德胜门豁口内的蒋养房胡同28号——现在的新街口东街，读书也从成达师范第一附小（今“海淀区马甸民族小学”），转到了现在西城区“民族团结小学”的前身之一——德胜门外的穆强小学。

　　那时的德胜门外大街可没有现在这样宽阔，都是破土碎石混杂铺开的路，坑坑洼洼的。路两边是铁锨挖成的排水沟。每当大雨滂沱，沟满壕平，污水横流，路面就更泥泞难行了。

　　聚居附近的多是回族兄弟，除了一些人经营勤行外，更多的则是做骡马行生意，像“万隆马店”、“福顺马店”、“俊生马店”，还有“悦来”、“聚和”、“兴盛”等等。

　　德外大街的历史上也曾有过什么“简易小学”、“短期小学”等，但且办且停，没有一所能坚持下来的。所以，那时候你走在这条街上，常看到在房前屋后无所事事、追跑打闹的孩子们。于是，一些有识之士决心兴办教育，他们积极倡议，慨然捐资，并于1948年5月创办了一所以“普及国民教育”的科学文化知识为主，兼授民族常识的“北平私立穆强小学”，即今天的“西城区民族团结小学”真正的前身。

　　这所学校最初是设在现今仍坐落在安德路西口外路东的“清真法明寺”内，是所寺、校合一式的学校，规模虽不大，但学校董事会的成员，都是当时社会上很有影响的知名企业家和社会知名人士，其中董事长薛文波就是一位值得说说的回族学者、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1934年，文波先生年仅25岁就在马甸创办了西北公学第四附属小学，成为当时小有名气的教育工作者。1937年，他积极参与抗日宣言签名活动，拒绝日伪的威逼利诱，并化装逃出虎口去了香港。1938年，他参加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宣传抗日。回国后，文波先生相继担任了北京回民学校前身之一——成达师范学校校长、“中国回民青年会”北平分会会长，并创办了同样是今回民学校前身的“燕山中学”。1949年他毅然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随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宣传民族团结工作，创建了拉萨第一所民族小学。

　　记得，开学的第一天，文波先生给大家讲话，当他向同学们介绍学校的校长时，第一句话说的就是：“同学们，今天我要先给大家介绍我们的张校长，怹（老北京话的第三人称敬词）可是我的老师啊……”一下子，满场一阵欢笑。这“张校长”，就是我的父亲张子文。

　　早在清宣统元年（1909），也就是文波先生刚刚出生的那一年，父亲就已在当时的马甸清真寺创办过一所小学校。清真寺里讲汉文，这在当时的回族社会中可是件破天荒的大事，引起了一番震动和争论。所以，这学校虽不大，名气可不小。它，不但在北京广有影响，而且引起了外国研究民族学的学者们的关注。当时，一位名叫马歇尔·布鲁姆霍尔的英国专家就在他出版的题为《中国伊斯兰教——一个被忽视的问题》的专著里记述道：北京的阿瑟·科特先生会说阿拉伯语。他曾参观过北京及其他一些地方的许多清真寺。当他提到他曾参观过的北京北面的马甸庄清真寺时写道：“这里有一座很美丽的清真寺，它确实是我看到过的清真寺中最漂亮的。主持这个寺院的毛拉戴着一顶白色的大头巾帽（即头上缠着代思他勒）。这位毛拉是一个非常平易的人，他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会说阿拉伯语、波斯语和汉语，还懂得一些德语。这里有一所不大的学校，只有15名学生，他教这些学生学阿拉伯语。这位毛拉的阿拉伯语知识非常丰富”。

　　这里，阿瑟·科特所说的“毛拉”，就是文波先生介绍的、我们“穆强”的首任校长：我的父亲张子文。

　　1948年，父亲已73岁高龄，而文波先生才39岁，虽然他没有在父亲办的学校读过书，但父亲当年所写的那个学校的校歌，文波先生却也能唱出几句呢。所以，他从幼年起就一直尊敬，并称之为“老师”。日子长了，经文波先生和老师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讲述，同学们就知道了不少关于父亲那富有传奇般色彩的故事，比如，庚子年间，八国联军侵略，他如何用德语怒斥敌兵，保护了古寺文物和当地群众，使之免遭焚毁和涂炭。

　　这所学校，有当时著名人士组成的董事和老师，如刘彩彰、王国祥、马国玺、马育兰、李文善、黑颂扶先生等，都是那时的回族名士，还有马金鹏先生，解放后成为了北京大学东语系的教授，驰名于国内回族学界。所有这一切，都在我们那时幼小的心灵以及以后美好的回忆中时时地泛起自豪。

　　德胜门，是北京的北大门。那时，除了而今作为文物保护单位保留下来的那座箭楼之外，还有一座巍峨而敦实的城楼。它，矗立在箭楼的正南约三四百米的地方。城楼的两侧分向东、西两边的安定门和西直门方向伸展开去的，是高而宽厚的城墙。城楼顶阁的下方是一孔宽阔高大的拱形城门洞，可供车辆以及商贾小贩，或读书、上班的人从这里往来穿梭。

　　箭楼与城楼之间是一条东西走向的护城河，河的南岸是一条向东西延伸的铁道，每当有火车通过的时候，道口的标志栏杆都会被放下，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但我不记得有谁曾违规而贸然地从杆下钻行。所以，虽是一二年级上学的我们，平素的往来也是安全的，并不像今天这样，都已是五六年级的大孩子了，还必须得家长们接送。

　　但，到了1948年将近年底，朔风凛冽，我虽依然如故地上学、回家，回家、上学，但那座任我独自往来的城下，却越来越不那么安全了。

　　而今，我已逾古稀，但每每穿行在母校“穆强”——如今的西城区民族团结小学的街巷旁，都不由得唤起儿时的记忆。我不时地驻足：如今，它那拔地而起的教学大楼，那宽敞的操场，那嫩绿的草坪，那交相隐映的树木鲜花，那静谧而令人惬意的氛围，都使我由衷地钦羡了：呵，母校的亲爱的年轻一代的少年朋友啊，请珍惜你如花似锦的年华和安定美好的生活，为了祖国灿烂辉煌的明天，积极奋发，更加努力地学习吧！（张巨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