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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8日，北京市《关于2014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出台，就近入学、取消“共建”、学籍监控成为其中的关键词。《中国青年报》报道：根据新政策，对于以往招生过程中争议较大的共建生，北京市将从今年起在义务教育阶段取消共建生制度。“共建”的取消意味着北京市义务教育正在向特权说“不”。新闻发言人李奕表示，“‘共建生’作为历史产物，随着政府对教育保障作用的增强，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应该取消。这将为更多学生提供进入优质学校学习的机会。”

　　《京华时报》4月19日题为《取消“共建”向特权校开刀》评论：“……鉴于共建的机构大多是部委、共建的学校都是优质学校，共建校某种程度成为特权校，这显然是与教育公平相背离的。共建机构所出的共建费，也来源于财政拨款，换言之，是用国家财政为少数特权阶层人士服务。”

　　取消“共建生”，取消“特权”，在我看来，其实质是一个反腐败的行动，是从根本上改变化公为私的腐败行为。

　　应当补充一点，共建机构不仅仅是一些部委，而且，还有一大批国有企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就在本报担任跑教育口新闻的记者，后来又主编《芳草地》少年儿童专刊，对共建生情况比较了解。那个时候，人们把“共建”当成弥补教育经费不足和为教师增加福利的“共赢之路”。除了共建生，还有赞助生，家长个人掏钱给学校，美其名曰“赞助学校教育”，其实是花钱为自己的孩子选择一所好学校就读。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掏钱的是“共建生”，个人掏钱的是“赞助生”。总之，你的孩子想入好学校，拿钱来就行。至于你的钱来自何方，学校就不管了。

　　无论是单位出钱还是个人出钱，因为是给予学校办教育，大家都挺光彩。而学校等于变相卖学生名额，大家也不以为有问题。如今，人们认真对待这件事，发现问题不小。掏钱“共建”的一方，掏的是公款，个人孩子上学受益，是一种化公为私。接受“共建生”的学校，大都是公立学校，本来是为全社会孩子服务的，却把公共教育资源化为本校谋取一部分人的私利，也是一种化公为私。

　　中国人一向对公私不够分明。就我的经历而言，我们曾经提倡“大公无私”，后来有人提出“先公后私”、“大公有私”遭到批判。解放初，公私合营，到了“文革”期间，“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前三十年公侵犯私，后三十年则出现大量私侵犯公的现象。所有的腐败分子都是化公为私的典型，有的人不但自己化公为私，还利用公权力大搞情妇。昨日本报刊发遭情妇举报的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经中纪委调查并无经济问题。这是我这些年看到惟一没有为情妇而化公为私的案件，真可谓凤毛麟角。官员掏个人钱包养情妇，应当说是道德问题。倘若用公款养情妇，或用公权力为情妇谋取私利，这种化公为私则是一种腐败行为、犯罪行为。“共建”这种行为，也是化公为私为个人谋利益，只是由小团体出面，谋取的是公共教育资源由自己孩子享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