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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日，星期一。

　　北京。

　　按照惯例，周一早上的公共交通工具是最拥挤的，尤其是奥运期间单双号限行的日子里。

　　一如平日，城铁里挤得像是沙丁鱼罐头，胡菡靠着车门，百无聊赖地把目光从前面站着的小姑娘的头顶上投向另一侧车门旁的移动电视显示屏上，几乎每个拥挤着上班的早上，她的时间都是这样打发的。

　　屏幕下方一行迅速滚动而过的小字，让百无聊赖的她心里动了一下。

　　“9月1日起，北京市将颁行新版眼保健操……”

　　像是多年未曾见过的老朋友重新出现，“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就好像看到了游戏里的通关密钥，好多事情，甚至是十几二十几年前的事情一下子都想起来了”，胡菡坐在上班的写字楼下的星巴克里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感受。

　　眼保健操，最原初的校园记忆

　　胡菡，28岁，用她自己的话说，勉强算得上80后，拥有和那一时代所有人的共同经历，也就拥有和他们一样的共同记忆，这其中当然就包括了眼保健操。

　　不过，胡菡坦言，若不是那天看到关于眼保健操的新闻，也就是说若不是旁的人提醒，自己怕是一辈子都不会再想起眼保健操那种东西了。

　　这应该是句玩笑话。

　　因为，胡菡如今还能说出自己第一次做眼保健操时的情景：

　　“那天，阳光明媚，老师站在讲台上对着50多个第一天上学的孩子说，同学们，为了保护眼睛，预防近视，下面我们来学习眼保健操，大家跟我学。然后老师每个动作都要耐心地示范和讲解，我们就用心地学，同学们认真极了……”

　　胡菡歪着头，努力地回忆着当年作为一个第一天上学的小学生的心理活动，用小学生作文似的语言和表达方式讲述着这个已经过去23年的历史片段。

　　“现在想起来真是觉得自己当年太可爱了，老师表扬我学得快做得好，我当时咧着嘴就笑了，结果最后老师也笑了——因为当时还在换牙，一张嘴，就会被人看到我少了一颗门牙……”

　　尽管曾经被老师夸奖，但是很快，胡菡就厌倦了这种每天都要来上一次的长达10分钟的集体活动，“一开始就是觉得好玩，因为以前从来没有过那么多小朋友一起做同样的事情，可是后来发现，时间长了，眼保健操是很无趣的事情”。

　　23年前，一年级新生胡菡是不会知道世界上还有“无趣”这个词的，在她的印象中只是觉得：“每天都要做，老师还总盯着，有时候我一边做一边心里着急，眼保健操挤占了多少我课间玩的时间啊……”

　　这也许不仅仅是胡菡一个人的想法，对于一群一年级的小学生来说，眼保健操伴奏音乐中的“为革命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的说辞让他们半懂不懂，远远不能说服他们心甘情愿地在他们看来是漫长无比的10分钟之内闭着眼睛揉挤脸上的多处穴位。

　　于是，开始有人试图耍一点小小的鬼心眼。

　　“有一天，我发现我的同桌，一个男生，做眼保健操的时候眼睛只是眯起来的，而不是真正地闭起来，当然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胡菡后来发现这种做法根本不是同桌的发明，在他之前，很多同学都已经开始耍这样的小聪明。可是，一边试图犯规，一边心里又充满罪恶感和恐惧，生怕真的会变近视。于是，间歇性犯规成为了他们这班学生做眼保健操时的常态。

　　终于有一天，老师发现了他们的小把戏，其实对于老师来说，对于这种把戏早就心知肚明，她只是在等待上演的时间罢了，于是，班上的卫生委员多了一项新职责——检查眼保健操。

　　事隔多年，胡菡仍旧耿耿于怀，因为卫生委员的举报，当时顶风作案的胡菡被“抓”进老师的办公室，补做了两遍眼保健操才被获准回家。

　　那个时代，总有很多老师喜欢的学生被委以各种重任，其中就包括以小干部的身份检查同学们做眼保健操的情况。

　　章鑫就是这样的小干部。

　　可是，他对这样的称呼很不满意，“我可不是什么小干部，我只是眼保健操做得很标准，然后被学校派去参加比赛，后来老师就让我每天检查同学做眼保健操的情况”。

　　如今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当年曾经有过“做眼保健操比赛”这样的事物出现，或许，我们每个人也都参加过，只不过后来有意无意地把那些事情都忘记了，只是章鑫们记了下来，因为那对他们来说，至少在当时，是一种荣耀。

　　“每到大课间，要做眼保健操了，我就学着老师的样子背着手在教室里转来转去，同学们都闭着眼睛做操，我就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看到谁做得不标准就去纠正，当时觉得很威风，现在想想真有点傻。”章鑫说这些话时，脸上的笑颇有几分怪异。

　　“不过，我可从来没向老师打过谁的小报告，而且，当时，就是觉得那是为了同学好，因为做眼保健操才能不近视……”

　　无论是胡菡还是章鑫，眼保健操都可以算是他们走进学校的第一课，是他们开始人生中第一段群体生活的重要构成要素，在很多时候，眼保健操早已经不是一个预防近视的保健手段，而成为了校园文化的一部分。而眼保健操也成了众多学生走进校园之后的第一层记忆。

　　眼保健操推广，理想主义者的功劳

　　眼保健操的创始人刘世明老人永远都不会知道胡菡、章鑫们与眼保健操之间的故事，这个2002年即已离世的老人当初是为了医治自己的眼疾才创设这套保健操的，不期成为日后众多学生的必修课。

　　很多做着眼保健操长大的人，都对刘世明这个发明者一无所知。老人的长女刘军这样形容父亲：他是一个兴趣很广泛的人，爱好中医，曾专门师从前苏联专家学习过医疗体育学。他还酷爱中国武术，对太极拳、太极剑更是情有独钟，长年不辍，每天早晚都要习练一遍。

　　对于眼保健操，刘军的记忆是这样的：“从1958年开始，由于种种原因，父亲的眼睛开始感觉不太舒服，在北医三院做了青光眼手术，之后视力逐渐衰退。由于他对中医按摩和针灸颇有研究，于是他自创了一套8节眼保健操，最初的目的是希望对自己的视力恢复有所帮助。”

　　到此，眼保健操还只是刘世明自我保健的一套操，最终得到推广是源于1961年，背景是针对中小学生的一次视力普查。

　　1961年，北京市教育局在全市范围的中小学生中进行了一次视力普查，结果显示，中小学生的近视率随着年龄增长明显增高，小学生的近视率为10%，初中生为20%，高中生为30%。这一组调查数字，使当时的许多人意识到，保护中小学生视力已是当务之急，势在必行，于是便开始力求寻找一个能让学生保护视力的良策。

　　当时，北京市教育局分管学生健康工作的是严亦柔，市防疫站负责学生健康教育的是于凤翥和陈永馥。

　　预防学生近视的担子直接落在她们三个身上，经过协商，一个颇具时代特征的“工农兵协作组”成立了，而工作内容就是立即着手开展在全北京市中小学范围内的近视预防工作。

　　“工农兵协作组”听说了刘世明自创眼保健操的事情便登门造访，刘世明也倾囊而赠。继在北京市28中等学校的试点之后，1963年，试点逐渐扩大，特别是当年的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章文松专门在《北京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半版社论，题为《爱护眼睛》，市委书记邓拓还为此专门在市委召开了会议，并在会上下达了指示，要求做好中小学生的近视眼预防工作，同时会议还要求，在市、区教育局分别成立“保护视力办公室”。《北京日报》还专门组织各方面人士，针对眼保健操的普及推广工作召开座谈会，之后，一个在全市中小学推广眼保健操预防近视的活动排山倒海而来，就像当年所有的运动一样。

　　严亦柔清楚地记得那一年北京的夏天很热，“工农兵协作组”的三个成员或是集体出动或是分头行动。三个执着的女性像是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为了推广眼保健操在热情地工作着。严亦柔记得工作流程是这样的，她们先是对各区、县卫生防疫站的人员进行集中培训，然后再由这些人负责对各学校分管卫生工作的老师进行培训。同时，于凤翥等人还每天在北医三院对中小学的班级干部进行分批培训，再由这些班干部回去教给同学们。各区教育局还经常派专人到所属各学校，巡视做眼保健操和预防近视的具体情况，每天上晚自习的时候，教育局和防疫站都要派人到学校进行抽查，用照度计对教室的灯光进行测定，看亮度够不够，再用尺子量学生的眼睛与桌子的间距，看是否符合一市尺以上的标准距离。在北京市的带动下，眼保健操很快被一些外地城市效仿，并在全国的中小学里迅速推行起来。

　　理想主义者是最难得到满足的，“工农兵协作组”的三个理想主义女性也不会例外。最初在试点学校推行眼保健操时，是由班里的卫生委员喊口令，为了更便于操作和推广，于凤翥等人又商量着把眼保健操制成唱片，同时打算再印一批眼保健操的标准穴位挂图。为了实现这一愿望，她们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寻找模特，挑来选去，最后敲定了北京市光明小学五年级的一名刘姓女生，她看上去乖巧伶俐，模样长得漂亮可爱，眼睛大而明亮，完全符合标准。挂图的模特定了，接下来，她们又从首都体育师范学院找了一位声音甜美的女生喊口令，又请中国唱片社给灌制了唱片，配乐用的是民乐。到这里，陪伴无数人学生时代的眼保健操终于彻底成形，那段舒缓的音乐加上挂图上那个长得很“少先队员”的大眼睛小女孩，成为了无数人埋藏在心底的青春记忆。

　　眼保健操，为“革命”更为健康

　　“为革命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开始，闭眼……”这是标准版的眼保健操伴奏音乐，但是，真的如上所说，眼保健操能够预防近视吗？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推广眼保健操的国家，却仍然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近视国”，这一事实，让很多人开始怀疑眼保健操到底有没有效果，甚至怀疑眼保健操有反效果。

　　卫生部近视眼重点室、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周行涛博士对此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就像我们不能把“颈椎劳损”怪罪到广播体操上一样，“眼保健操”作为一种保健、舒缓作用的按摩行为，也不该为“中国学生近视却多于他国”买单。

　　但是，周行涛并不讳言“眼保健操没有系统科学论证”这点一直也是他的“心头之患”。

　　学界的争论并未影响眼保健操在校园中的大行其道，直到今天，中小学生们仍旧在课间闭着眼睛和着口令按摩着脸上的几处穴道。

　　但是对于学生们来说，眼保健操有没有效果其实无关紧要，这和胡菡、章鑫的看法出奇地一致。我们有理由相信，等到今天那些学生离开校园之后，他们回头提起眼保健操，也会和胡菡、章鑫一样，耸耸肩，说道：眼保健操已经是记忆，已经是过去。

　　胡菡在说到眼保健操的时候还会提起广播体操，在她眼中，这两种操的实质其实都是一样的，对于一个学生来讲，伴奏音乐中说的“增强体质”和“预防近视”，她是体会不到的，她所能感知到的就是只要站的队列不整齐，只要做得不标准，就会被“值周生”记下来，然后就是扣分和挨批评。

　　几十年的代代相传，使得眼保健操和比它出现更早的广播体操成为了中国校园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了一种集体意识和生活习惯。

　　直到今天，这种集体意识和生活习惯还在被顽强地延续着，眼保健操和广播体操的音乐声在特定的时间仍旧会回荡在校园中。

　　只是，今天无论是眼保健操还是广播体操，做的人们绝不会再纠结于是“为了革命保护视力”还是“为了革命增强体质”。今天大家一起来做眼保健操和广播体操，更多地也许是借此小憩片刻，享受难得的放松与闲暇，同时舒解紧张的压力和疲怠的肌体。其实，当我们不再强调这些“体操”的功能效果时，我们突然发现，这样闭闭眼、扭扭腰、动动手、动动脚的活动，挺好。因为说到底，保持健康是谁都希望的。

　　那么，就把做“两操”当做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吧。没什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