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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入不足”催生天价园

　　专家表示，公办园数量不够便无法约束民办园的市场价格，过多天价园无益于解决“入园难”

　　后来，卢哲锋通过朋友，联系到劲松一幼的一个名额。那是所一级一类的幼儿园。卢哲锋曾为此心动，但考虑离家太远，便放弃了。

　　最后卢哲锋在自己小区里找到育强幼儿园。

　　这是一所以体育才艺为特色的民办园。

　　园里的游泳馆，有独立供暖系统；教室的层高，都被提高到3.9米以上，每个班的面积都达到150m2；还有独立活动室、卧室及盥洗室；园内还建有标准网球场、轮滑场、小足球场以及大型户外游戏设施。

　　这里所有的设计，都由该园董事长李大军完成。

　　“我们民办园和公办园根本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李大军说，他们非但没有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支持，每年还要向教委交付46万元的“公有资产占有费”，因为他们必须要向教委租用小区的教育用地和设施。

　　李大军建园投入了720万元。他认为，民办园为国家节约很大一笔教育投资。

　　他不赞成随便说民办幼儿园收费高。

　　育强幼儿园目前收费是，3岁半以下的孩子每个月1480元，三岁半以上的孩子每个月1880元。每人入园还需交赞助费每年3000元。

　　李大军也注意到媒体报道说“民办园呈两极分化”。他说，育强只是一个中端收入的幼儿园。一般民办园收费超过1800元就能赚钱。而现在很多民办园每月收费为3800元，“那确实是暴利。”

　　由于民办园带有很多市场特性，关于它的定价，政府不能干涉，只能对其实行备案。于是有些民办园完全按照市场规律办园，向高端化、贵族化发展。

　　北京朝阳区培基双语幼儿园是一家高端民办园，该园一份不住宿的收费明细表显示：日托费5500元/月；餐费为400元/月；班车费600元/月……平均每月费用达到7000元左右，而这些收费还不包括各种兴趣特长课的费用。

　　而其网站图片显示，“培基”场地设施之豪华，不亚于一些高级商务会馆。

　　北师大学前教育教授张燕认为，大量“天价幼儿园”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在公办园方面投入不足。“据我所知，天价园都很赚钱，赚钱后更容易打造品牌，价格也就越来越贵。”

　　而专家们普遍有这一共识，过多的天价园根本无益于解决“入园难”问题。

　　“黑园”任由自生自灭

　　专家张燕表示，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并未被政府部门纳入规划，他们现在都由“黑园”接纳

　　张燕在研究了中国和西方的学前教育之后，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西方，学前教育常被视作补救弱势群体后代的一个重要环节。一些孩子家庭条件不好，国家就通过资金和项目的倾斜，让这些孩子接受好的教育。

　　那些权贵和富商，可以选择让孩子去上贵族学校，不会过多占用公共资源。

　　张燕说，在中国，恰好相反。有权的，能让孩子进最好的公办园，享受有限的财政资源；有钱的，能进最好的贵族民办园；没权没钱的，要上廉价园，更甚者只能上黑幼儿园。

　　张晓东的“育苗艺术幼儿园”就是一所黑园，位于朝阳区东坝乡西北门村的民房内，有350平方米大，70名左右的孩子，多是农民工子弟。

　　2007年，从事推销生意的河北人张晓东经亲戚介绍，从前园长手里，花了5万多元，将这家幼儿园盘了下来。其中，包括3万5千元的两个月的房租，一架颜色鲜艳的滑梯，和一些桌椅板凳。

　　这些外来农民工后代每月300元的学费，就是张晓东所有收入的来源。3年来，张晓东从政府得到的东西，只有消毒水、口罩此类防治手足口病和甲流的物品，都来自防疫部门。

　　外地幼儿园频发安全事故后，张晓东被要求购置安全器具，他买了两根木棍，却因为没有资质，辣椒水和钢叉没买到。

　　在东坝乡，有18所未经注册的“黑园”，只有一所正规幼儿园。而西北门村的6所幼儿园，都是“黑”的。

　　西北门村村主任何万清认为，张晓东这样的黑幼儿园园长，更像是在做生意。但如果把这些黑幼儿园都关了，众多的农民工子弟将无处入园，对社会安稳会有影响。

　　而东坝乡另一黑园园长石梅认为，政府应扶持这些为弱势群体服务的幼儿园。“我们园里的孩子，跟名牌园的孩子一样，都是国家的未来。你不能只管他们，不管我们。”

　　石梅说，政府可以出台政策，进行教育评比，把那些教育质量不行的园给关了，给教育质量好的园转正，“但现在是，一股脑地都任我们自生自灭。那不公平。”

　　张燕也曾与北京市教育部门就这一问题做过交流。

　　“但在政府规划中，目前没有外来儿童的位置。”张燕说。

　　“公办园须对弱势者补偿”

　　有专家认为，只有启动公办园的排富原则，令其回归公益性，才能真正解决“入园难”

　　张燕认为，目前媒体报道的“入园难”其实是“选园难”———要选择一个能符合自身经济条件的好幼儿园很难。

　　在选择幼儿园的过程中，出现很多不公正的社会现象。有专家认为，投入方面的不合理，是导致不公正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

　　这位专家说，现在的财政投入等于是被权贵享有，如何使得财政投入能够对弱势群体产生补偿，那是需要我们动用智慧的，“也是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学前教育的公益性”。

　　对于如何保持学前教育的公正性、公益性，中国学前教育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在一份报告中表示，世界上许多国家常会使用两种手段。

　　首先，保持半数以上的公办园，以调控、约束民办园的市场价格。

　　其次，公办园遵循“排富原则”，而对弱势群体进行补偿。如美国，优先安排低收入家庭、有特色就学需要的幼儿上公办园。

　　张燕表示，许多国家的公办园都具有补偿低收入群体的功能，但在我国，公办园不具有这样的性质。

　　张燕还认为，应该改变对学前教育的刻板思维，开展非正规的学前教育实践。这个模式主要面对中低收入人群，以社区为中心，发动多个家长，参与到对本社区孩子群体的教育中来。“政府可以扶持一些这样的试点。”

　　卢哲锋的孩子已进入育强幼儿园，卢说，他并不看重育强教小孩学体育技能，只是觉得能游泳小孩会觉得挺好玩。而且可以让孩子养成锻炼的习惯。

　　艾米在公办园进不去之后，又去考察了两三家民办园。她要么对教学理念不满意，要么对价格不满意，至今还未确定将孩子送去哪家。

　　艾米说，实在不行，让孩子再等一年入园。

　　在西方，学前教育常被视作补救弱势群体后代的一个重要环节。一些孩子出身不好，国家就通过资金和项目的倾斜，让这些孩子接受好的教育。那些权贵和富商，可以选择让孩子去上贵族学校，不会过多占用公共资源。

　　在中国，恰好相反。有权的，能让孩子进最好的公办园；有钱的，能进最好的贵族民办园；没权没钱的，则上廉价园，或黑幼儿园。———著名幼教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