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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忽视的魔障

　　站在同样的跑道前，别的孩子是速度赛，读写障碍儿童却是跨栏赛——很多时候，这些障碍甚至不被旁人认知

　　7岁的男孩文文，面向镜头，讲述他最大的心愿：“如果我有原子弹，就把学校给炸了。”他的神情没有变化，就像说“如果我有五毛钱就要去买口香糖”一样自然。

　　文文讨厌学校，讨厌学习。他读课文，一个字念完了，可能要看上两秒钟才蹦出下一个词。他写字，总是写不进田字格里，一笔一划戳在纸上，“就像刨地似的”，他的老师说。

　　文文是一名读写障碍儿童，也是老师们眼中的“差孩子”。

　　在中国，像文文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站在同样的跑道前，别的孩子是速度赛，他们却是跨栏赛——很多时候，这些障碍甚至不被周围认知。

　　根据国际读写障碍协会(International Dyslexia Association)的界定，读写障碍是一种学习障碍，特征是不能正确发出或接收口头或书面的语文信息。读写障碍儿童在拼写、组词、阅读、书写等方面都会遇到困难。读写障碍是特殊学习障碍(包括读写障碍、特殊语言障碍和操作协调障碍等等)中最常见的一种。

　　跳字漏行、增字、替换字、倒反念、混淆相似字、写同音异字、镜反字、字体歪斜大小不一、英文连字不空格、看不懂数学应用题、无法理解阅读内容……读写障碍的常见特征虽多，却很少会同时全部出现在一个人身上。

　　成长的痛苦

　　读写障碍人群究竟有多大?来自美国全国保健研究所2004年的预计，美国约有15%人口受到各类学习障碍所影响，其中已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当中，有8成以上属于读写障碍。

　　曾经有人认为，英文是表音文字，字母的不同顺序影响读音;而汉字是表意文字，像图画一样的外形与读音无关，因而中国儿童应该没有读写障碍问题。然而早在十多年前，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刘翔平便发现有读写障碍症状的中国孩子。

　　事实上，汉语的读写障碍更加复杂。汉字是音、形、义的结合，“而读写障碍的孩子形音捆绑加工能力落后，即便好不容易捆绑上了，转录的速度又比别人慢几毫秒”，刘翔平教授解释他的研究成果。

　　有香港学者调查指出，香港儿童存在读写困难的普遍率高达9.7%至12.6%。而在中国大陆，对读写障碍的神经科学、心理学、教育学研究才刚刚起步，还没有进行过全国性的流行病学调查，只在部分地区有零星结论。

　　2007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两位教授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武汉市某城区4所普通小学3至5年级平均年龄为9.41岁的1200 名学生，根据国际疾病分类诊断第10版中阅读障碍的定义，采用逐层筛选的方法诊断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结果显示：阅读障碍的发生率为6.3%。

　　“5%～10%，是国内被普遍接受的读写障碍儿童比例。”刘翔平教授说。

　　他接触到的读写障碍儿童，“普遍低自尊、学习动机低下。像奴隶似的，没有学习的乐趣和投入”。

　　另外，“相当一部分读写障碍的孩子，注意力也存在障碍，两者有重合部分”。

　　还有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某学习潜能开发中心的创办人兰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接受矫治的300多名孩子中，有40多人同时还在接受心理治疗。他们过分敏感、强迫症、习得性无助，还有孩子出现自杀倾向。

　　“读写障碍不是病，不可能药到病除，这是一个很艰苦的一个过程。改变和接纳是平衡的，一边接纳它，一边改正它”，刘翔平教授深感中国家长的急功近利，“事实上，阅读是勤能补拙的，虽然不能治愈，但可以补偿。一旦孩子认识到两三千字，这个瓶颈效应该可以过去。这需要家长花力气花时间来抓一抓，将阅读变成生命的一部分。但是，家长们总是希望走捷径，恨不得找到‘神医’让孩子改头换面。”

　　在独生子女政策与激烈生存竞争的当代中国背景下，这样的焦灼尽管可以理解，但在另一方面，家长和孩子其实可以不被分数所困。人们常举例3岁才会说话的爱因斯坦、反着书写的达·芬奇、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读写障碍者并非意味“懒惰、弱智”，相反，他们在音乐、绘画、运动、设计、电子、机械、戏剧等领域可能有着超出常人的禀赋。

　　于是，在国外，阅读障碍者被俗称为“聪明的笨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梁威曾参加一个在美国举办的国际学习障碍研讨会。3000多人的会场，除了专家学者，一大半都是家长。一些八九岁的小男孩盘腿坐在主席台前的地板上听，听完后上台演讲：“我有拼读障碍，但这并不妨碍我学习……”

　　这让梁威印象深刻，“这样的场景，你在国内绝对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