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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视与进步

　　中国读写障碍的研究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陆较香港台湾地区为晚。在此之前，从19世纪中叶起的临床医学报告个案、20世纪提出学习障碍概念、直至上世纪70年代教育立法，西方的学习障碍研究已走过漫长路程。

　　1949年，国际读写障碍协会成立。美国、英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也成立了读写障碍研究协会。2000年，梁威教授等人参与成立了学习障碍研究专业委员会，挂靠在中国教育学会儿童心理专业委员会之下，是一个三级学会。之后，随着国家对三级学会的管理调整，这个委员会自动解散。目前的研究，多以课题形式存在。

　　至今为止，还没有统一的诊断评估标准可以用于汉语阅读障碍。有的学者用识字量，有的学者用阅读测验判断是否低于同年级水平，还有学者翻译修改国外学习障碍筛查量表。而提供读写障碍矫治服务的教育机构，国内知名的不过三四家，矫治理念也各有不同。从基础到应用，读写障碍研究在我国仍在“初级阶段”。

　　“在大陆，教育心理学讲的是普通人，特殊教育又在讲残障人士。而这一大部分读写障碍的，无形中就成了(谁也不管的)边缘人物。”刘翔平教授说。

　　而在台湾，《特殊教育法》将学习障碍与智能障碍、视听觉障碍并列，共同称为“身心障碍”列入保护。2010年6月，香港考试及评核局发布了一份《为学障学生提供服务》的文件，明确表示，“经评估确定有读写障碍的考生……可提供适当的特别考试安排”。

　　这些安排可能包括：笔试时间延长四分之一;考生可以隔行或者隔页书写;90分钟或以上的考试，考生可申请每45分钟休息5分钟。另外，考评局还可以为学生印制单面试卷，甚至提供象牙色的卷子。

　　香港的小学还会对刚入学的孩子进行早期识别。如果在指定机构测评为读写障碍，孩子们将获得香港教育统筹局划拨给学校的特殊教育基金，每位孩子1万港元。美英等西方国家也有类似政策。

　　“其实，这些政策是在减少未来的社会投入。”刘翔平教授说。旅行时，他曾注意到邻座的一个姑娘。一份报纸，她读了四个小时还没有读完。细细一问，她是化妆品销售员，没有上过大学。

　　有数据显示，只有大约8%的读写障碍者可以完成大学学业。而染上网瘾、酗酒，或是失业乃至犯罪，被应试教育淘汰的另一部分，有可能成长为社会的不安定因子。

　　刘翔平教授、梁威教授和兰紫都努力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讲座推广这一理念。然而，在一次会上有家长听了兰紫对矫治读写障碍的介绍后，回家一问，身边没人听得明白这件事：“其他人都不知道，你肯定是骗我的!”

　　那位在她面前说心愿是“用原子弹炸学校”的男孩文文，最终也没有来接受矫治。文文的妈妈回家后向老公提起，不料老公责骂她：“你才脑子有病!我的儿子没有问题!”奶奶也不赞成：“花这钱，还不如请个家教让他好好学习呢。”

　　兰紫深感常识普及还要继续，因为，“只有公众的了解，才能最终产生对这个群体的理解”。